早年（1844—1869）
编辑
弗里德里希·尼采
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洛肯（德语：Röcken）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省管辖。他的名字来自于当时正值49岁生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7]。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年）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年），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英语：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姆堡，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之后，尼采全家搬了出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1861年。
尼采就读于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
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语文学进行研究，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的演讲。在经过一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对宗教的研究[8]。尼采转变的缘故可能为阅读神学家大卫·史特劳斯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8]。尼采接著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不久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赏识，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
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姆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暂停的那年他也认识了理察·华格纳。
教授生涯（1869—1879）
编辑
1871年10月中旬，从左至右：好友欧文·罗德、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分到去世[9]。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参军，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战争带来的毁灭，同时萌发日后“权力意志”思想的雏形。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痢疾和白喉。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旁观者的身分见证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阿夫里坎·斯皮尔[10]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长期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华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华格纳夫妻，经常前往华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华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共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
尼采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后在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包括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甚至还表露极大的失望，认为尼采抛弃了“他的母亲”，即古典语文学。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精确的语言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语言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则发表了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虽然其默默无闻（此前他对尼采十分恭敬），但他的观点代表语文学界对于尼采这本书的主要看法。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华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他在古典语文学界被孤立的处境，以至于曾经人头攒动的尼采先生的课堂变得冷清，到了来年，只有两个外来系的学生。这是令人苦恼的，对于尼采更是如此。
尼采在巴塞尔，约1875年。
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四篇长篇论文：《大卫·史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华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叔本华和华格纳的思想（但在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隐隐表露与瓦格纳之间的矛盾），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华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道德学家保罗·雷（Paul Rée代表作《论道德感的起源》），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华格纳保持距离。
尼采接著在1878年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华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著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和1870年的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
编辑
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分游遍许多城市。他多年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夏，并多年在义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过冬。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西亚时，他曾计画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11]。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姆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华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著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卡尔·富克斯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路·莎乐美、保罗·瑞与尼采，1882年。
在1882年尼采出版《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雷认识女作家露·莎乐美。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夏，妹妹伊莉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莎乐美，在保罗·雷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莉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生自杀的念头。尼采接著躲至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仅花了十日的时间，写下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华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
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恩斯特·施梅茨断绝合作关系，对其保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著自费出版《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18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新的引言，重新解释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完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莉莎白兄妹两人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离之后，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较长期的写作计画。在1887年尼采发表《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相当的争议。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12]。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同去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著手撰写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这个计画，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13]。
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华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以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华格纳》一书。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编辑
Hans Olde所拍摄的系列名为“生病的尼采”的一张照片，1899年夏季。
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日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说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著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幕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在接下来几日里尼采寄出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布克哈特以及华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
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14]
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日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奥图·宾斯汪格的治疗。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尤利乌斯·朗本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朗本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对尼采全权管理的要求和他隐秘的举止使得他逐渐失去尼采母亲等人的信任。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瑙姆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画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华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第一波的复苏。
在尼采精神崩溃后，原先的助手彼得·加斯特开始进行“修正”尼采文稿的工作，而没有经过尼采的认可。这系列的篡改如今被研究尼采的学者们严厉批评。
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画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莉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著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莉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魏玛，由伊莉莎白负责照顾他，伊莉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
一些人长期怀疑梅毒为尼采发疯的病因[15]，然而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16]，许多尼采的病征、以及他在发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似乎与传统的梅毒感染不同。近来，根据他的医疗档案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如遗传性脑中风（CADASIL）这类疾病也可能导致他在生命结束时的精神错乱。[17]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采的发疯与他的哲学思想无关，但有一些人则主张他发疯的缘故是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
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莉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18]（尽管尼采曾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表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神圣的”）。
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莉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他妹妹编汇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反应出尼采的真正思想。研究尼采的学者马齐诺·蒙蒂纳里（英语：Mazzino Montinari）便说《权力意志》一书“根本是假的”。伊莉莎白篡改和删除许多尼采原稿的段落，例如在《反基督》一书的第35节中，伊莉莎白便删去尼采为了讽刺圣经而写下的一段落。